1962年2月，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西北局的扩大会议，上面有一个关于甘肃严重受灾县的处理方案。有人提议对13位县委书记执行死刑以起到警示效果。会议的氛围十分压抑，这时甘肃省委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站了出来，虽然声音不高，但态度坚决：“责任不应全在基层。”在他看来，引发这一重大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极“左”路线和“浮夸风”的危害，县委书记无非是执行这些决策的下级，如果通过处决来平息事件，反而会让更多干部不敢发言，纠正偏差的工作会更加艰难。王秉祥的发言引发了激烈的争论。回到兰州之后，省委内部的分歧依然存在，压力不断增大，有人找王要求他做检讨，但王秉祥坚持自己的立场。在那个动荡的时期，这样的坚持是极其危险的。同年9月，王秉祥被决定免去其在省委和省政府的所有职务，并调往中央党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。这位曾在战火中历练的老红军，因坚持个人观点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政治生涯。为了保护那13位县委书记，王秉祥并不是一时的冲动。早在1960年，甘肃通渭县遭遇严重饥荒，他带队一户一户地走访，倾听百姓的苦处，鼓励基层干部如实向省委反映情况，最终为通渭县争取到了较高的粮食回购指标。王秉祥深知，基层干部的良知和担当是灾民最后的希望。

王秉祥出生于1916年，家庭环境并不富裕。1930年代初，在共产党员如刘志丹、谢子长的影响下，他投身革命，并于1935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6年4月，年仅二十的王秉祥被任命为红军一支队的队长，团体人数仅剩下13人，人均不到3发子弹，且前任已有六位队长牺牲。在他的领导下，严格执行党的建军方针，发挥出色的指挥才能，迅速把队伍扩展到200多人，发展成为新宁县极具战斗力的红军力量，也使他赢得了“神枪手”的美誉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王秉祥的足迹遍布关中与陇东，1943年“大生产运动”期间，他既是指挥员也是劳动者，开荒、织布、养猪都亲力亲为，成为了陕甘宁地区的劳动模范。1947年，他负责三个县的中心县委工作，并参与敌占区的收复指挥，成功牵制十倍于己的敌军，保障了主力部队的顺利突围，受到西北军区的表彰。

王秉祥一向为人正直且敢于承担责任。1949年初，四纵指挥部下令撤离时决定要“彻底摧毁煤矿”，而王秉祥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坚持“矿井不能炸，出了问题我负责”，最终保留了完整的煤矿设施，后来发现是电报误译，而他的做法保全了超七万名职工及其家庭的生活。因而受到上级表扬，随即调任陇东地委书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秉祥在甘肃任职，历任庆阳地委书记及军分区政治委员，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。1959年，他成为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务副省长，主管农业工作。一路从基层升至省级领导的王秉祥，始终保持战斗年代的那份认真，期间为甘肃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1964年，王秉祥结束党校学习后被安排到辽宁铁岭担任副专员。尽管他的职位有所降低，但在1966年“特殊时期”开始后，他还是被错误地指责为“反党集团成员”和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，两度被送往劳动改造。直到1979年他才重新回到甘肃，担任省委常委、副省长。次年，中央正式对他在1962年及特殊时期的错误批判给予平反。1981年，他恢复了正省级待遇并被任命为甘肃省委书记，负责全省的政法工作。1982年，他成为中纪委的成员，并于1983年担任甘肃省政协主席和党组书记。

复出后的王秉祥把心血倾注于陇原大地。在担任政协主席期间，他把环县作为联系点，多次进行基层调研，协助县委和政府商讨脱贫致富的方案。1986年环县遭受罕见的干旱，他亲自前往北京向国家计委汇报，促使盐环定扬黄工程立项，并在1992年工程开工时亲自参加典礼，激动之余吟诗表达感慨。王秉祥常自称“农民的儿子、人民的老兵”，于1993年8月在兰州逝世，享年77岁。临终时，他留下遗愿，希望将部分骨灰安葬于曾经战斗过的子午岭及西峰烈士陵园。尽管从副省长时被罢免到复出成为省委书记，他的人生经历波澜起伏，但始终秉持着一条信念——实事求是，忠于党和人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