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2年10月20日的清晨，位于东段边境的山谷内，印度军队的前线阵地突然遭受猛烈的攻击。尽管炮火并不算过于密集，但真正令印军感到惊慌失措的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高寒山区展现出的卓越组织能力。多条战线同时推进，火力、步兵和后勤相辅相成，许多前哨站很快失去了联系。这场战争后来被历史称为中印边境战争，或在中国被称作对印自卫还击作战。战斗分为两个阶段，主要战斗从10月20日持续到11月21日。尽管印度军队人数众多，问题却不在于兵员，而是部队能否统一行动意志。

在战争爆发前，印度军方内部并未缺乏清醒的声音。前陆军参谋长蒂迈亚曾对中印军队之间的差距表示过明显的担忧。他认识到，在苏联的援助下，中国军队的训练、装备和指挥体系已有显著增强，若印度再次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，可能会迅速陷入劣势。“三天就会失败？”这一判断在当时的印度政治环境中备受质疑。尼赫鲁政府实施的“前进政策”不断将哨所推进至争议地区，试图以既成事实迫使中国让步。然而，前线的军官们明白，高海拔地区并非地图上的虚拟空白，哨所一旦偏离道路和补给线，往往意味着被孤立。

有趣的是，印度军队在当时存在的最大问题并非兵员不足。尽管印度陆军规模庞大，但装备不统一、补给体系分散、部队之间缺乏协同等问题普遍存在。不同兵种和编制之间的待遇、武器及后勤来源差异明显，虽然名义上属于同一支军队，实际操作中却常常缺乏统一的节奏。边境战争对指挥链的考验尤为严峻。山地交通不便，命令传递缓慢，一旦前线部队失去通信，后方难以及时了解真实情况。印度政府把守住前沿哨所视为政治任务，却未能同步解决道路、火力和冬季装备的问题，士兵被推向前线，而支撑他们的体系却未及时跟进。

承担东北边境防务的印度军官比·姆·考尔因此备受争议。1962年9月，他曾请假回克什米尔，而此时边境局势正持续升温。一个多月后，负责第四军的乌姆拉奥·辛格被调离，考尔接任这个关键位置，直接指挥对华作战。这一任命饱受质疑，考尔与尼赫鲁关系密切，但缺乏足够的山地作战经验。梅农等人希望通过强硬推进取得政治成果，而考尔则被寄予“将中国军队赶出去”的期待。虽然命令明确，但现实却异常残酷。

10月20日，解放军在东段和西段同时发起反击。东段由西藏军区负责指挥，西段则依托新疆方向展开行动。印军之前建立的一些哨所缺乏纵深，彼此距离遥远，相互支援困难。一旦某处阵地被突破，周边的防守便迅速失效。考尔抵达前线后，发现局势与报告中的描述截然不同。部队展开困难，伤员转运不畅，弹药和食品补给也不及时。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他因身体原因离开前线返回后方，此举在印度舆论中被视为临阵脱逃，尽管印度方面对此有不同解释，但无可否认的是，考尔的退却对前线士气造成了严重打击。“指挥官们都跑了，我们还怎么坚守？”这种恐慌一旦在军中蔓延，军队的数量优势便难以转化为实际战斗力。部分印军单位开始后撤，因道路狭窄和缺乏统一组织，撤退演变为了溃退。而中国军队则采取了集中兵力、分割包围和迅速穿插的战略，充分利用了印军部署松散的弱点，持续推进。

11月21日，中国政府宣布停火，并主动从部分地区撤回军队。战争并未演变成长期占领，而是以军事打击和政治警告为目的。印度在东段和西段均遭受重大损失，尼赫鲁政府的边境政策在国内遭到广泛批评。战后，印度军方希望通过改善装备、训练和指挥体制来弥补过往的不足，军队规模也继续扩大，边境基础设施逐步改善。然而，1962年的教训并不简单地归结为“武器不如人”。高层判断失误，政治目标压过军事规律，指挥任用不当，后勤准备严重不足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战场的突然崩溃。

蒂迈亚所言的“三天内击败”的预测，虽未必是准确的军事判断，却深刻揭示了当时印度军队的脆弱之处：尽管兵力显得庞大，然而其体系却并未真正形成合力。战场的形势不会因名义上的人数而有所改变，也无法因政治口号的影响而减轻高原的严酷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