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11点，医院走廊里透着晦暗的白光。我站在抢救室门口，白炽灯下的每个人脸都显得扭曲。二婶马桂云急冲冲跑到我面前，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子：“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！你弟弟在里面命悬一线，你连个肾也不想捐！你还是人吗？”我没有回应。口袋里的体检报告被我攥得皱巴巴的。郑医生早已明确告知我，我的右肾出了问题，捐肾可能会让我丧命。而这话，我却说不出口。十年前我问过妈妈一句，她让我铭记在心，有些话一旦说出，家庭就会不再完整。抢救室的门猝然打开，护士喊道：“家属！”所有人都转过头，唯独我仍然愣在原地，感到脚下的瓷砖冰冷刺骨。

那通电话来的时候，我正对着一堆报销单发呆。财务室的挂钟指向9点40，我揉揉眼睛，想着完成最后一摞就可以下班。手机突然震动，屏幕上是二叔蒋永福的名字，我愣了一下，他向来不打电话。接通后，他的吼声响彻耳边：“晓琳！你弟弟出事了，快来人民医院急诊楼十楼！”我的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可能性：出事故了？受伤了？却没想到竟是尿毒症。当我冲进人民医院急诊楼十楼的肾内科时，二叔和二婶站在走廊，面色凝重。我弟弟蒋俊民卧床，手背上插着管子，液体在滴落。他瘦了许多，原本圆润的脸庞如今颧骨明显。但见到我，他却笑着说：“姐，你跑什么跑，我又没死。”我嘴里却骂他：“闭上你的乌鸦嘴。”走得近了，才看到他眼底的青紫。二叔低声对我说，医生说来得晚了，双肾衰竭，要么透析，要么换肾。家里正在想办法。说到“想办法”时，他迅速扫了我一眼。我没说话，手心却开始发凉。弟弟才26岁，刚从研究生毕业，刚刚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，还有一个计划结婚的女朋友小雯，未来似乎光明，然而一纸诊断书却将这一切瞬间摧毁。

第二天下午，医生召集我们谈话。弟弟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，肾小球滤过率跌至15%，肌酐水准极其危急。医生提到必须尽快进行配型，血缘亲属优先。二叔二婶立刻表示要检查。我旁边也想表态说我也去，但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。我妈妈徐琴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，她似乎在等待我的决定。我移开视线。晚上回到家，我躲进房间，在柜子的最底层翻出一份旧报告，那是一张三年前的检查结果，显示我右肾存在早期病变，需定期监测。我一直在控制着饮食，维持着身体状态，但我知道尿毒症的严重性。如果配型成功，弟弟需要肾源，医生一定会想到我是亲姐姐。可我的肾，能再少一半吗？我将报告折起，压回柜子里。那晚，我坐在床边，模模糊糊地听见母亲与二叔打电话的声音，她说：“能配就配，先别管那么多。”我攥紧被角，指节发白。

第三天，配型结果出来比我预想得快。二叔和二婶不匹配，妈妈的指标也差得很多。我的配型结果被医生单独叫去谈。医生说：“你和弟弟配型成功，指标都很好。接下来进行全面体检确认身体状况。”我站在走廊，听见二叔高声欢呼：“好啊！晓琳配上了！咱家有救了！”声音响亮，整个楼层都能听见。病房门微开，弟弟那只苍白的手抓着门框。那晚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我和弟弟小时候，他五岁我八岁，夏天晚上他跟我抢冰棍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爸爸走出来对妈妈说：“你看这姑娘，不让着弟弟。”妈妈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醒来时，我发现枕头上湿了一块。我的心中有很多话未曾说出，许多事情我记了二十多年。妈妈看我的眼神与看弟弟的眼神，似乎完全不同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去医院做了所有的身体检查，十几管血，和各种仪器的检测。检查后，我在医院大厅的长椅上坐了很久。手机屏幕上是我和弟弟上个月的合影，他举着奶茶对我笑，眼睛弯得像月牙。我把手机翻转，扣在腿上。不久，郑风华医生走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低声说：“结果出来了，你得有心理准备。”

郑医生把我带进办公室，关上门。桌上摊着几张检查结果，他拿起其中一张，嘴唇紧抿。 “刘晓琳，你右肾的病情进展严重。”他说得缓慢：“跟三年前比，你的肾小球硬化面积明显扩大，当前右肾仅剩百分之四十的有效功能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：“如果你选择捐肾，左肾负担加重，手术过程中可能会出问题。”我坐在椅子上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我平静地问：“那我弟弟呢？”他沉默片刻，终于回应：“你弟弟的情况...”